在上海西北部的嘉定，竹不仅是寻常草木，更是承载着五百年匠心与文人风骨的艺术载体。嘉定竹刻，这门诞生于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间的传统工艺，以刀为笔、以竹为纸，将书、画、诗、文、印诸种艺术融为一体，历经岁月沉淀，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更成为江南文化中一道独具韵味的风景线。
嘉定竹刻的兴起，既有地理禀赋的滋养，更有文人匠心的推动。嘉定北依浏河，盛产坚韧挺拔的竹子，为竹刻技艺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原料基础。而其真正的开创者，是明代文人朱鹤（号松邻）。在此之前，竹刻多为实用器物上的简单纹饰，而朱鹤开创性地将书画艺术融入竹刻，创立了以透雕、深雕为特征的“深刻技法”，让竹刻从实用工艺升华为独立的观赏艺术，奠定了嘉定竹刻的艺术根基。
朱鹤之后，其子朱缨（号小松）、其孙朱稚征（号三松）接力传承，推陈出新，祖孙三代被后世称为“三朱”，共同奠定了嘉定竹刻的基本品格。朱缨的刀法比朱鹤更为丰富，擅长雕刻古仙佛像，技艺精湛可与吴道子画作媲美；朱三松则更进一步，将父祖辈的技艺推向巅峰，其刀法神妙，风格简洁精雅，所刻人物、山水、草虫、禽鸟，无不精妙绝伦，兼具灵动之气与古朴之风，使得嘉定竹刻“器物愈备，技法愈精，声名愈盛，而学之者愈众”。
清代是嘉定竹刻的全盛时期，名家辈出，流派纷呈。康熙年间，吴之开创“薄地阳文”刻法，秀媚遒劲，层次多变，被时人誉为“鬼斧神工”；封锡禄、封锡爵、封锡璋三兄弟精于圆雕，擅作人物，作品生动传神，将圆雕技艺推向极致；乾隆年间，周颢集嘉定竹刻之大成，以文人画家的素养，将南宗山水的淡远意境融入竹刻，用刀如笔，不假稿本，自成丘壑，其作品被世人称为“绝顶佳品”，与周笠、施天章并称为“嘉定三艺人”。这一时期，嘉定竹刻不仅技法日趋完善，品种也愈发丰富，既有笔筒、香筒、臂搁等文房用具，也有竹根雕刻的人物、山水、走兽等摆件，成为文人雅士案头不可或缺的珍品。
嘉定竹刻的魅力，不仅在于精湛的刀法，更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。“以刀代笔，以书法刻竹”是其核心特点，艺人将楷书的端庄、行书的流畅、草书的狂放通过阴刻、阳刻等技法复刻在竹材上，让竹刻作品兼具书卷之气与金石品味。明清时期的嘉定文人荟萃，竹刻匠人多与文人名士交往，他们不仅懂雕刻，更通诗词、晓书画，使得每一件竹刻作品都蕴含着文人的审美意趣与精神追求——刻在笔筒上的或许是苏轼的《赤壁赋》，雕在臂搁上的可能是倪瓒的山水小品，就连寻常的扇骨，也可能藏着米芾的书法笔意。
历经数百年沧桑，嘉定竹刻也曾遭遇兴衰沉浮。清末民初，随着西洋器物涌入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嘉定竹刻市场日渐萎缩，艺人纷纷转行，技艺几近失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门古老工艺迎来转机：1955年，嘉定成立手工艺竹刻生产小组，培养新一代艺人；1981年，竹刻小组重新组建，着手技艺传承与创新；2006年，嘉定竹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获得了更广泛的保护与关注。如今，以范勋元、张迎尧、张伟忠、王威等为代表的传承人，一边坚守传统技法，深耕深刻、透雕、留青等经典工艺，一边探索创新，将竹刻与现代设计相结合，推出竹刻书签、装饰画等文创产品，让古老技艺走进年轻人的生活。
如今，在嘉定竹刻博物馆的展柜里，明代的竹雕笔筒与当代的竹刻摆件隔空相望；在寻常百姓的书桌上，或许就有一把刻着兰草的竹制书签；在校园的手工课上，孩子们正用稚嫩的手法感受竹与刀的对话。嘉定竹刻，这门在竹上写字、画画的艺术，承载着江南文人的风雅与匠心，历经五百年岁月洗礼，依旧坚韧雅致，在新时代的土壤中，继续书写着传承与新生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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